这样的散文，辛建斌君很少撰写。十几年前《渭水》刊发我的中篇小说《年殇》时，辛君曾与我有一次关于文学如何面对和创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艰难现实的对话。也许几杯西凤六年老酒下肚，他脸红了，说话的语气也刚烈起来:“文学不能象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歌舞升平之中，看不到下岗职工沦为社会困难和弱势群体的现实。这是文学的悲哀！这是作家的缺位和良知的泯灭。”辛君的豪言壮语让我激动了好长时间。

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终于看到辛君的散文《黄勇》。这篇散文他摒弃以往行文用词的一贯作风，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陕西广播电视厂一位下岗职工穷困潦倒的凄惨故事。我理解当时为了经济的发展，采取了关闭国营企业，让职工下岗的那种万不得已的强硬政策。在推行这种强硬政策的同时，并向下岗职工承诺，度过难关，国民经济好起来后，会给为改革作出牺牲的下岗职工予以补偿。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当时的一切都云清风淡了，历史的记忆连抖音的演义都没有丝毫的痕迹。

还好，社会大了，总会有些良知未泯的人，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创作之路。东北沈阳的双雪涛，就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作家。他文学创作的起步，就是自己少年的一位同学，因为下岗后去网吧消费，没有钱而抢劫一位年轻时髦女性时置其死亡。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女性尽管打扮很时髦，也是一位下岗职工，提包里只有五元钱。他的这位同学受到法律的严惩，被判为死刑。双雪涛在以这个素材创作的小说体会中曾发问如果没有下岗，这样的惨剧能发生吗?辛君也在《黄勇》这篇散文中发问到:，黄勇没有下岗，日子能这样悲惨吗？可惜辛君比双雪涛晚了十几年。

行文到这里，一些想法在脑海里翻来覆去。我去我总认为，下岗了只要自己不怕吃苦，还是有出路的。其实，我一厢情愿想法还是有局限性的。这就犹如文革中知青的下乡，如今本科生硕士生送外卖。群体的困境，绝对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就像当年胡耀邦所说，知青下乡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

辛君散文《黄勇》应该值得肯定。咸阳市当年是陕西省的纺织重镇。咸阳市纺织工业博物馆入口处十几个昔日纺织企业的招牌都在讲述这样的往事。下岗职工最难熬的日子早已过去了，但他们心灵深处的酸苦已成为烙印。这种烙印更具有历史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提醒。但愿文学作品不要忘记，犹如作家王安忆正在围绕张志新事件而在创作长篇小说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