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滩开荒者第二代：贾洛人》

渭河滩是一块被岁月翻耕过千百遍的黄土地。它沉默而粗粝，夹带着从远方流来的泥沙和命运。站在今天宽阔的新建路大道上，很难想象，几十年前这片土地是如何在风沙中艰难生长出人家的——更难想象，那些人在怎样的苦难中，顽强地活成了火苗一般的希望。

贾洛人，就是那样一缕火苗。

一代人的土地，二代人的命运

贾洛人的父亲，贾大爷，是渭河滩上最早的开荒者之一。那是个还没有年号的年代，甚至连新中国的名字都未被喊出。他与贾大妈从河南老家流浪而来，扒火车，拣野菜，靠一口冷饭和几块冻硬的红薯，一步步走到了西府渭河滩。

“这里能种地。”那天，贾大爷看着一片滩涂，说出了这句话。那年，他三十五岁。

没有地契，没有房权，只有黄土、风沙和沉甸甸的生存欲望。他们搭了草屋，用木棍围出地界，把渭河涨退之间的淤地开成了能种豆子和南瓜的田。村子没有名字，胡同也没有路名，但渭河滩上那一排排茅屋，便是他们的根。

后来，土地集体化了。开荒的地划归了蔬菜生产队。贾大爷的心里翻了船。他的争执失控了，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被收编，像是突然丢失了父权和尊严。他站在自家破旧屋顶的高处，喊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人们在河滩的麦秸垛下发现了他。他还活着，但已经疯了，眼神像被掏空的房屋，空荡荡，风一吹就晃。

骑兵的儿子

那个时候，贾洛人在西藏边境服役，是骑兵。他的信里没有多说家里的事。军人的世界，是马刀、雪山和军功章。可当他复员回到宝鸡西府，穿着戎装踏进胡同，看到的是疯掉的父亲、憔悴的母亲和早已塌了一角的草房。

他没哭。他把行李放下，第一件事，是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大摞《小人书》。父亲一见那熟悉的小画，竟像孩子一样笑了。于是，贾洛人坐在父亲的床头，一本一本讲给他听：《岳飞传》《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父亲听得入神，还学着角色的样子摆手做势。他不再像疯子了，更像一个迷了路的孩子，在儿子搭建的童话里，慢慢找到了回家的门。

那个年代，贾洛人复员后被分配到了市烟酒食品公司，当了科长。那时的烟酒不是商品，是指标，是凭票供应的金贵物资。他手握“批条”的权力，却始终记得：自己是从草屋、从泥巴堆里走出来的穷孩子。

胡同里的“好人”

每年腊月二十八，贾洛人都悄悄在办公室批好几十张条子，分发给胡同里的人家：两盒“大前门”，一瓶“红西凤”。那些年，谁家要是能在红白喜事上摆出这几样，邻里都会投来艳羡的目光。

“这是给咱贾洛人挣脸呢。”有人说。

可他从不拿架子。哪家灶膛坏了，他也会脱下呢子大衣，拿起扳手，钻到厨房帮忙修；哪家孩子病了，赶不上医院，他就陪着人一路跑到市里的中心医院挂号。胡同里的人穷，但有贾洛人在，像是有人撑着一杆灯，哪怕风大雨急，也能见到一缕光。

时代的河流与一代人的消逝

到了八十年代末，胡同里开始有了电视机，有人家装了自来水，泥巴路换上了煤渣路，天冷也不必再蹲在草房里烧柴取暖了。人们的脸上多了光泽，谈论的话题也从“口粮票”变成了“分房子”。

贾洛人的儿子考上了大学。那年他在胡同口贴了一张红榜，上写：“贾建国，考入西北工业大学。”他父亲站在榜前，擦着老花镜，站了很久没说话，只是低声喃喃：“咱是开荒人的种，能出个大学生，也算对得起老贾家了。”

后来，贾建国被分配到一家军工企业，当了工程师。每逢过年放假回来，都会去看看邻里的老人，带点烟酒，帮着修理坏掉的电线。他从未离开过那种“帮一把”的家风。

哲理的尾声

贾洛人晚年时，常说一句话：“人不怕没出身，就怕忘了出身。”

那是一代人的哲学。他们不讲太多道理，但每一个举动，都刻着深深的信仰：土地是根，苦难是路，恩义是光。他们在风沙中种下善意，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扶持邻里，在动荡与希望的河流中，努力让下一代站得更稳，看得更远。

如今的渭河滩，已是一片绿树成荫，楼房林立。可那一代开荒人的故事，仍隐隐地回响在风里，像黄土下未曾熄灭的炭火，在每个冬夜，温暖着后来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