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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游记]良渚文化遗迹苑,天堂临安可曾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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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遗迹苑,天堂临安可曾览?

辛丑年正月十二,星期二,2021年2月23日早上吃过在住宿的杭州萧山机场空港天玲客房普通单人间用自带的电热锅自做的腊牛肉西红柿方便面,背上一不锈钢保温壶开水,掂上照相机出了杭州萧山机场空港天玲客房的大门。
步行至杭州地铁7号线东港地铁站,乘坐地铁7号线第一站下车,萧山机场地铁站转乘地铁1号线,第五站凤起路地铁站下车。


凤起路地铁站步行187米,转乘地铁2号线,第十三站杜甫村C出入口下车。


地铁杜甫村C出入口旁地铁杜甫村公交站转乘b支8路公交车,无人售票投币3元坐到第十三站良渚遗址公园南公交站下车,即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大门口。
凭身份证换领了一张免费游览票,20元购买了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交通车票。
参观游览了良渚文化的诞生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良渚遗址公园南公交站乘坐348路公交车,凭身份证享受老年卡待遇免费坐到杭州武林门北公交站。
逛咧夜色朦胧中的杭州武林门广场。


杭州武林门广场旁体育场路279-2号新丰小吃店吃虾肉馄饨一碗8元,紫砂包两个4元。


杭州武林广场地铁站人工售票处凭身份证换领了3.5元的半价地铁票,乘坐杭州地铁1号线,第二十一站杭州萧山机场地铁站下车。


晚上23:05由杭州萧山机场T1航站楼38号登机口乘坐春秋航空9C6550航班空客320飞机,空中飞行2小时35分钟,辛丑年正月十三,星期三,2021年2月24凌晨1:09降落西安咸阳机场。
0.5折特价机票79元,加上50元机场建设费合计129元。


西安咸阳机场T2航站楼购买机场大巴票一张25元。
乘坐守航宵夜大巴,西安市小寨下车,徒步走回家已经是辛丑年正月十三,星期三,2021年2月24凌晨3:09。


收拾行李洗漱后4:00上床睡觉。


世界文化遗产,人间天堂——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开心快乐的龙游天下。2021.2.23[color=rgba(255, 255, 255, 0.8)][fon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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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21-03-17 17:49

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
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
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
此外,良渚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渚文化遗址中心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西北部瓶窑镇,核心部位于古城"反山、莫角山、汇观山,11条水坝"均在瓶窑境内。
1936年发现的良渚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为良渚文化。
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
良渚遗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实证中华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史,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考察发掘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稻谷有籼、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镰。良渚文化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都达到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
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文化命名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
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
施昕更成为良渚遗址的第一个发现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驱。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将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自此,长期以来笼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纱被撩开了。
在前一阶段考古诸多发现的启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窑一带相继发现了反山显贵者墓地,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遗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时期的村落遗址和墓地。
目前已发现各类遗址135处,它们共同构成了分布密、类型多、规格高的遗址群落。学者们称之为"良渚遗址",它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片"圣地"。
2007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以莫角山宫殿为中心的四周还有一圈环绕的城墙。
这个大发现标志着在七十年考古历程中,继发现良渚遗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个重要的阶段--确立了良渚文明。


遗址发现
1935年5月,在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尤其是盗挖玉器,因此,在盗坑附近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先生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
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
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
经过多次的调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
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
自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由此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写考古发掘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报告完成,题为《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称《良渚》。
书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认识到了良渚遗址古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
虽然他当时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而与后来认定的事实有背,但是应该说,一个年仅25岁,非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事实上,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还想继续发掘考证。
但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变爆发,粉碎了他的计划。
同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施昕更先生所撰写的《良渚》一书的印刷被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
1938年,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几经周折,《良渚》一书才得以在上海勉强出版,而被视为珍宝的许多出土器物则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了。
更不幸的是,这位本来还应该能够在良渚遗址发掘研究上大有作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
何天行与施昕更两位先生对良渚文化发掘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发现才会有今天的,他们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两位先驱。
1936年5月,参加发掘杭州古荡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有孔石斧,曾在良渚见过,乃于7月回良渚,在枯涸池底捡得石器数件,又在地面发现许多陶器碎片,其中有陶鼎足。
带回杭州,请董聿茂馆长鉴别。
董认为这些陶器年代很古,说不定是个重大发现,支持他进一步发掘钻研。
同年11月初,再赴良渚,在棋盘坟第一次发掘,出土大批陶器。
同年12月和次年3月,又进行第二次及第三次发掘。
把发掘范围由良渚扩及安溪、长命、大陆三个乡,包括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朱村兜、荀山、许家兜、近山、横村塘、大雄寺、钟家村、金家弄、宋村、后河村等10余村,获得石器和陶器两大筐,500余件。
4月,陪同南京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董作宾、梁思永到遗址考察。
对三次发掘的出土文物,进行了研究整理。
在馆长董聿茂和同事钟国仪等的协助下,于1937年春,写就5万余字的《良渚》一书(又称《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的初步报告》),制图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由西湖博物馆出版。
文稿付排后,抗日战争爆发,印刷中止。
昕更携带文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徙兰溪、永康、松阳,经董聿茂呼吁,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资付印。
1938年秋,《良渚》一书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
1959年底,考古学家夏鼐命名这一新石器文化为"良渚文化"。


出土文物
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
玉器发现很多,有璧、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与良渚遗址同类型的遗址,在长江下游的苏南,直至钱塘江以南的地区,分布较广,考古学界统称为"良渚文化"。
据对有关遗址出土文物的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11000~6500年,先后延续达数千年之久。
1982年底,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长江北岸的浦口营盘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玉器、陶器等遗物。
其中出土了最早的龙形玉饰件。
这两条龙一条是"抬头龙",脖子是往上抬的,另一条则是"俯首龙",龙头是往下弯的。
1986、1987年,从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象征财富的玉器和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为研究阶级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使世界上许多大博物馆对旧藏玉器重新鉴定、命名,使一些原被误认为是"汉玉"(实际上是良渚玉器)的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出土的丝织品残片,是先摷后织的,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丝织实物,这块距今4700-5200年的丝绢堪称"世界第一片丝绸"。
王遂今先生(《吴越文化史话》,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等论证,"丝绸之源"起源于长三角,上古黄河与西北是从河姆渡、良渚等江南丝绸文化北传过去的。
1994年又发现了超巨型建筑基址,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确认是人工堆积的大土台,土层最厚处达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见。考古学界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


历史时期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古文化,距今11000-6500年。
《鹖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实际上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
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
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
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
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
专家们指出:
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良渚文化发展分为石器时期、玉器时期、陶器时期。
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
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拥有玉传统的部族中,独占鳌头。
而其深涵的历史文化底蕴,更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良渚文化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生产已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农具看,良渚人已摆脱一铲一锹的耜耕而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从而为当时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良渚文化以黑陶著称,胎质细腻、造型规整,器种变化多样,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壶的组合,构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群。


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
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
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文化背景
良渚文化是环钱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11000-6500年。
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钱塘江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11000~6500年。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
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文化特征
生活用器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
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
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
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良渚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相当精美。


社会进程
良渚文化所处的钱塘江流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钱塘江南岸的半山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
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
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
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
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
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
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
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
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
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
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
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
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
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
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
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
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社会经济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
这种古老的文化是1936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南抵浙西盆地,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
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9684 年-前4564 年,距离中原夏王朝时代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但与夏代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
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
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
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
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
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
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
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
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
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
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
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
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
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
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
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
澄湖发现了 100 多口水井;
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
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
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
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
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
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
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3000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已为其打下了基础。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
当时已极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
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
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
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
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
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中国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
在中原地区进入夏王朝统治之际,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大陆成为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并成为商周礼器的一个渊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
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8县市,就有 20 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
青浦福泉山发掘的 7 座墓,出土随葬品共 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 500 件以上。
余杭县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 90%以上,11 座墓中计出土 3200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 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
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
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
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 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
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
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5 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
这个墓地的玉器与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几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现了两个相邻氏族在习俗上的区别。
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根据玉器出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石器制作技术同样高超。
制造石器的工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选择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钻孔、磨光等一套技术。
与此同时,竹木器制造行业也有了一定发展。
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编器物,钱山漾遗址集中出土了 200 多件竹制品,说明这种手工业也成为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
良渚镇的庙前遗址,出土了木豆、木盘、木矛和木箭镞等一批罕见的木制品;
宁波慈湖遗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桨、木屐,还有用树杈制成的锛柄和镶嵌牙齿钻头的木钻,可见当时的竹木制品多么丰富。
手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经出现。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
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
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
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频繁地进行,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良渚时代结束2400多年后,中原进入夏王朝统治时期。
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
1992 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
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


水利工程
2015年, 以2009年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 经多方调查发掘和分析, 相关部门确认在良渚古城外围的北面和西面, 存在着一个由秋坞、石坞、蜜蜂弄等10条堤坝以及长约5公里的塘山长堤共计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古代水利系统。
该水利系统占地辽阔, 雄伟异常, 其土方面积据测算高达260万平方米, 控制范围达100多公里, 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兼具防洪、防潮、航运、灌溉和滩涂围垦等综合功能。
这是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 也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
良渚水利工程遗址所在地位于浙江省太湖平原, 其地势低洼, 沼泽满布, 水草丰盈, 适合人类居住、作物耕种, 但同时也容易受到洪水的影响。
天目山系作为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 雨水充沛, 夏季极易形成山洪, 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形成直接威胁。
智慧的良渚先民通过设计施工良渚水利系统中高、低两级水坝, 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 以此来达到防洪作用。
此外, 良渚时期距今年代久远, 当时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 水运是最便捷合理的运输方式。
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 降水季节性明显, 夏季山洪暴发, 冬季则可能枯水断流, 不具备行船条件, 而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 则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 方便运输。
良渚先民在流域的上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 有效利用附近一带断断续续的山包和山岗, 节省了80%的筑堤工程量, 这些都充分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资源规划和改造能力。
水利水能规划设计过程中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 往往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 同时对于水工建筑物的牢固可靠程度也有较高的标准要求。
而良渚水利工程遗址中被发现的土坝, 就足够符合当时的技术要求。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通过GIS软件对良渚古坝系统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 发现其可有效阻挡该流域短期内960毫米的连续降水, 即可抵挡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对于现在而言, 其设计施工要求都很高, 而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为了适应自然, 营造生存环境, 设计出这样的工程可谓是一个奇迹。
为了完成土坝的施工, 智慧的良渚先民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完成了施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即工程材料的制备。
在位于良渚水利工程遗址鲤鱼山、老虎岭等地的土坝断面处, 可清晰地发现一个个错位排列的"方格子", 这其实是由良渚先民利用"草裹泥包"横竖堆砌、上下堆叠形成的, 这种运用在土坝筑坝工程中的技术被研究人员们称为"草裹泥"技术。
"草裹泥"技术, 即先用淤泥堆筑, 外裹黄土。
这些土并非散土, 而是用芦荻、茅草把泥土裹成长圆柱形, 然后码成坝体, 通过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咬合构成一体 。


分布范围
地理分布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因此,专家推断,古人在建城时显然对地理位置经过精心勘察和规划。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绍兴、宁波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曾经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打了一仗;
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
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
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代表遗址
良渚遗址
良渚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良渚镇。
发现于1936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
出土的石器有镰、镞、矛、穿孔斧、穿孔刀等,磨制精致,特别是石犁和耘田器的使用,说明当时已进入犁耕阶段。
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遗址区内有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
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
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新发现的这座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有专家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
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这座古城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约40~60米,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
接下来,南城墙、北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
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
与西城墙相比,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
铺垫的石头尖锐很多,明显是人工开凿;
城墙外侧石头相对大点,越往里越小;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加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痕迹说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墙,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墙,经验更丰富了。
已经发现的良渚遗址,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专家认为当时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如今又找到了城墙,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莫角山遗址
莫角山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址中最大的遗址,位于今杭州市西北25公里,该遗址的中心土墩平面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土层厚达10.2米。
大土台上还有三个小的土墩,呈三足鼎立之势:南为乌龟山,北为小莫角山,东为大莫角山,整个人工堆建的巨大土墩台基形同一座所谓的"土筑金字塔"。
而在这个大土台上,现已发现有大片的夯筑基址和大型柱洞遗迹,是当年大型建筑的遗迹。
而紧邻莫角山遗址西北的就是反山遗址墓葬群这一所谓的"良渚王陵"。
此外,在"莫角山遗址"之外的太湖周边地区,还分布着"青浦福泉山遗址"(残留之人工土墩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武进寺墩遗址"(残留之人工土墩高约20米,直径约100米,遗址总面积90万平方米)等诸多建有所谓"土墩金字塔"的大型聚落遗址,而这些以"土墩金字塔"为其特色的中心聚落或日"没有经典城墙的城市"则连同其附近的中小聚落一起构成了4 800一4 500年前整个东亚大陆上聚落密度和人口密度都最高的古文明区。
在这个遗址群中,今人也同样发现了类似"大汶口陶尊文字"的所谓"良渚文字",以及各种体现了复杂逻辑思维能力的繁缛神秘之抽象图案。
对于这么一个远在西元前3千纪前期就已经拥有了原始文字、原始城市和超高密度人口的古聚落群而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这究竟是一支脱离于中国历史之外的"史前文明",还是一支真正属于中国历史之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
显然,鉴于前例已经证明,"地名干支密码"对"前龙山时代"的"九黎"地区同样适用,我们是不难就此直接找到答案的。
事实上,无论是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震泽、漕湖等该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各种古地理文献记载的具匾泽、踌陂、苞山、御儿、楱李城、句章等该地区附近的古地名来看,这个著名的良渚文化"古国"之主人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中国"十二地支星神"之第一位"陬(子)"为其守护神的古老九黎语部族。


反山遗址
良渚文化时期的"王陵"——反山遗址。
反山遗址位于良渚遗址的偏西部的中心地区,其东南就是著名的莫角山超巨型中心基址,其余都是低洼的农田。
反山的海拔高度约10米,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高出地表约4米。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深挖洞"的高潮中,当地村民曾在反山南部挖了两个小型防空洞,其中偏西的一个出土了不少石器、玉器等,另一防空洞距反山最重要的大墓——反山12号墓南端仅50厘米。
1985年,原长命乡(现属瓶窑镇)一企业的厂址选中了反山,厂区北围墙建在反山顶部北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得知这一信息后,于1986年5月8日正式进驻考古工地,次日便开始了考古发掘。


塘山遗址
良渚文化时期的"西险大塘"——塘山遗址。
塘山遗址位于良渚遗址的西北侧,是一条东西向的土垣,全长约6.5公里,宽度约在50-70米,高约3-5米不等。
从1996年底到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塘山卢村段和猫耳弄段进行了多次试掘。
1996年底首先在卢村段进行了试掘,在30平方米的探沟内发现了玉器残件和石质加工工具。
1997年4-6月,义在卢村和猫耳弄段进行试掘。
卢村段揭露面积100平方米,探明良渚文化堆积被战国层叠压,在良渚文化层堆积内出土了100多件石质制玉工具、玉料和玉器半成品,清理良渚文化显贵者墓葬2座。


代表文物
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玉琮的地位最为突出。
玉琮作四方柱形,中间有圆孔,外周有饰纹。《周礼》中记载玉琮是祭地之器。
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之说。
故玉琮被列入中国传统的玉礼器"六器"之一。
良渚文化玉琮出现最晚,但数量最多,器型最大,形式多样,几乎每件都有纹饰,制作极为精美,为迄今所知新石器时代玉琮中形式最全、工艺最精湛的作品。
此外玉串饰组合也很丰富,造型新颖别致。
一般由玉管串成,玉璜为坠,上饰神徽图案,显然是高等级的装饰品,其主人应是氏族的首领或贵族,还有一种奇特的玉冠状器,形似神人纹头上的羽冠,下端有榫和穿孔,有的饰神人纹,也应属于图腾或宗教意义的礼器。


十二节玉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通高31厘米,大端边长7.5×7.5厘米,小端边长6.5×6.4厘米。
玉琮本青绿色,玉料斑驳,后沁为黑褐色和暗红色。
以12节简化的人面纹为饰,每节均以棱为中心,刻饰简化的神人纹,冠、嘴均简化,大多眼纹已模糊不清。
玉琮两端对钻孔,呈明显的喇叭口状,管钻穿孔。
在大端射口中间部分雕琢一符号。
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后世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认为璧和琮象征着天圆地方,为十分重要的祭祀礼仪用器。
刻有符号的良渚文化玉器,主要为玉璧与玉琮,但数量不多。
有人认为这些符号可能与原始文字有关,也有人认为与原始宗教有某种联系。


神人纹玉琮王
高8.8厘米外径17.6厘米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遗址12号墓出土,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为迄今良渚文化中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
​纹饰是人面与兽面的复合形象,是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典型图案,反映了良渚人高度发达的宗教信仰体系。


文化馆院
良渚博物院
前身是良渚文化博物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1992年良渚文化博物馆破土动工,1994年5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从此承担起传承、发扬良渚文化的光荣使命。
博物馆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
主楼建筑分上下两层,屋顶顶角以良渚文化典型玉器——玉'琮'为造型,使整个建筑既融入了良渚文化元素,又显得古朴别致。
现良渚博物院位于余杭区良渚镇美丽洲公园,隶属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是一座良渚文化专题类的考古学文化博物院,于2008年9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
博物院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展览面积4000多平方米,内设3个常规展厅、1个临时展厅以及文物专用库房和为公众开放的休闲场所等功能区块。
良渚博物馆建筑由英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戴卫·奇普菲尔德设计,以"一把玉锥散落地面"为设计理念,由不完全平行的四个长条形建筑组成,被称为"收藏珍宝的盒子"。
整个建筑凸显简约、粗犷、厚重、大气的特征,注重景观与自然的结合,在依山傍水、野草凄凄的景致中,置于蓝天白云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艺术与自然、历史与现代的和谐融和。
建筑外墙全部用黄洞石砌成,远看犹如玉质般浑然一体。
院内穿插设计了三个天井式主题庭院,运用中国园林建筑的元素,点缀美人靠等建筑小品。
良渚博物馆基本展览总主题为"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突出展示良渚文明在中国和世界同类或同时期文明中的地位。
展览设计理念是:
雍容华贵、高雅亲和。
展览力求创新陈列理念、合理运用先进的展示方法和手段,努力化解良渚文化的专业元素,使博物院成为一座可观、可学、可触、可玩的平民化博物馆。
在三个相互联系又独立的展厅中,分别陈列"发现求真"、"良渚古国"和"良渚文明"三大内容,另外在第一展厅和第三展厅中分隔出前厅和尾厅,作为导引和结束。
良渚博物院的工作目标是:
成为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文物收藏中心、陈列展览中心、学术研究中心、资料信息中心、普及宣传中心、旅游服务中心、爱国主义教育中心和优秀的青少年教育活动第二课堂。


遗留谜团
历史考证
从古史传说中考证"良渚人"
古史传说中大致与良渚文化时期在时间与空间上属于无文字记载的时期,因此,学术界主张良渚人属于传说时代。
但是良渚人究竟是古史传说中的哪一支部族或方国,到底可不可以与某一方国、部落或部落联盟对上号、挂上钩呢?
我们也来考证一下吧。
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图案不断地反复出现,这个图案的形态特别像一尊英武的战神,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好战的蚩尤。
古史传说中的蚩尤是中国东南方的蛮夷,非常英勇好战,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不断地与其它的部族发生地盘争夺战,屡战屡胜,被尊为战神。
但是当他与中原南下的黄帝部族开战时,终于失手。
这一则传说与良渚文化的族属、地望和传说极其吻合:良渚文化中石钺非常发达,表明良渚人也好勇强悍;
蚩尤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也正是良渚文化非常发达之时;
而蚩尤最终被黄帝打败的时候,又正是良渚文化衰败的时候;
传说中的蚩尤其它的几个部落联盟同属东夷集团,居于山东和长江三角洲一带,而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大部落联盟,它的分布范围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强悍的良渚人应该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
九黎部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们信奉鸟、兽,把它们当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鸟、兽图腾,而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象鸟、兽,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羽人或羽民。


从历史记载中寻找"良渚人"
良渚文化距今为11000~6500年,处于没有历史记载阶段。
到了良渚文化的下限起,距今相隔6584年,公元前4564至2020年,这个地区的历史记载就开始了。
记载有越人和吴人,这两支部族在良渚文化以后不久,就在良渚文化地域范围之上登上了历史舞台。
良渚人与吴人、越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有人认为:
良渚文化是后来吴地古老文化的母体,是吴文化的基石,而吴和越是属于同一个部族的两个中心。
其大致的分析是这样的:
浙江省宁绍平原是越族人发展的一个基础地,在距今 2万年至10万年间,自然界的变迁频繁而剧烈,越人的祖先就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在宁绍平原繁衍发展起来的。
但是,到了距今1.5万年左右,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迫使越人几次大规模迁徙。
在距今1万年以后的一次迁徙中,有一支越过了钱塘江进入了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带,从此在这个地区生息繁衍,逐渐地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人的祖先是越族人。
正式进入历史时代的吴越应该就是良渚人与吴越人有着某种关联的一种印证。
良渚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心灵创造了辉煌,把良渚文化引向了文明时代。
然而,就这一支在当时可称为相当发达的古文化,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后,像一颗绚丽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了一阵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给世人留下一个千古之谜。
为此,人们多方收集资料和证据,希望能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消失之谜
是海侵摧毁了良渚社会吗?
在距今6000年前后 ,全球性气候变迁,良渚文化晚期,气候变暧,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数高地和丘陵外,全部沦入汪洋之中,造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
这次海侵对于良渚文化来说是毁灭性的,经历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毁于一旦。
大部分的聚落被洪水淹没,设施被摧毁,良渚先民赖于生存的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在水中,良渚人就这样没有了家园,没有了生存之地,或迁移或死亡,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也就这样给海侵摧毁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良渚文化遗址之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如今还深深地埋在太湖湖底呢!


是洪涝灾害击败了良渚人吗?
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地区气候由寒冷变得温暖湿润,平均温度比如今高摄氏2度,年降水量多200~300毫米,雨量明显增多,加之当时的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留于内陆的水宣泄不畅,势必会造成很大的水患。
因此当山洪暴发,江河水涨,洪水泛滥,陆地被淹,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逃奔外地。
原有发达的良渚文化各种设施,顷刻间被摧毁,而其农耕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生了。
特大洪水灾难延续了若干年,良渚人已无法生存,残存的人们,在相当时间之内,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于是他们只有背井离乡,有的南下,有的北上,被迫大规模地举族迁徙,长途跋涉,辗转漂流去寻求、创造第二家园。
因此,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突然消失,出现了数百年的空缺。
南下的一支到达粤北(今广东省北部)后融入了石硖文化,而其主体则渡江北上到达了中原,与中原的龙山文化先民发生了一场生存空间的生死搏斗。
良渚人部族虽然是一个强悍的部族,可是到达中原后,受到当地部落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战争。
然而良渚人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最终在中原部族的联合抵抗下,被打败了,未能在中原取得一块立足之地重建本族的文化,最后不得不被胜利者吸收、同化和融合,因此才会有如此多良渚文化因素出现在龙山文化之中。


战争导致了良渚社会的衰竭吗?
良渚社会时期,在黄河、长江流域地区,类似的部落方国为数不少。随着各古国政治的加强,拥有王权、军权、神权于一体的统治者,对内实行着血腥的统治,对外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扩大地盘和人口,同周邻部落古国之间发生着激烈的掠夺性战争。
良渚部族本来在当时是最发达、最强悍的一支,但是由于贵族首领的日渐奢靡,普遍追求享乐型的社会生活,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占有相当大的社会比重,社会基层越来越不堪重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越来越不相适应,导致社会矛盾激烈,内讧和各立山头的局面产生,危机四伏。
整个社会越来越缺乏控制力,国力日益削弱,这种情况下在频繁的战争中也就逐渐失去了取胜的优势,抵挡不了外敌的入侵,内忧外患,最终良渚文化走向了消亡。


良渚文化真的消失了吗?
受到海侵、洪涝灾害或是战争重创的良渚人,除了大部分迁移外,还有部分残存的人们,在相当时间之内,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几百年后气候转为干凉,积水消退,另外一支部族马桥文化的人们逐渐来此定居。
他们的生活也似乎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气温在不知不觉中降低,气候的凉爽与干燥使河水也逐渐向下退去,原先被淹没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来、沼泽也明显减少。马桥文化的人们从残存的良渚人那里吸收了良渚文化的成份并想把它发扬光大,但是受到了其它文化的入侵,先后又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的外来文化,使得良渚文化最终没有在马桥文化的人们手上得到充分发展,因而马桥时期陶器制作欠精,造型比较简朴;
而玉器不仅品种少,而且质量差、雕工粗劣简陋,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不及良渚文化,所以良渚文化并没有突然神秘失踪,马桥文化先民正是她的主要继承者。


原料之谜
良渚文化的玉矿在哪里?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种类数量非常多,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甚至提出了"玉器时代"说,以诠释玉器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的重要地位。
玉器的数量多,说明良渚时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丰富的玉矿来供给。
在良渚文化范围内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现良渚时期的玉矿,有人就认为良渚玉料是从盛产玉的辽宁或新疆辗转运来。这个观点显然很难站得住脚,想象一下,在史前古社会,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运载工具、交通工具简陋,良渚人如何能够从那么遥远的东北、西北,穿过无路的荒野莽林、高山大川把玉料运至东南的良渚文化圈内?
天上不可能掉下玉石来,所以有的专家执着地认为,在良渚文化的区域里尤其是在良渚遗址群内的天目山余脉,一定存放着被人们遗忘了的古代玉石矿藏。
文化可能消失,但是先民开采的古玉矿藏却应该是永恒存在的。
1982年,在江苏省溧阳小梅岭发现透闪石软玉矿藏,经取样鉴定,此矿藏的软太硬度在5.5-6度之间,玉石的质地细腻,色泽呈白色和青绿色,透明度较好,呈蜡状光泽,与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相似。这一发现兴奋了考古学术界,专家们普遍认为,"良渚文化的玉料来源可以确定是就地取材,而非远地转运,有关玉料来源这一重要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
但至今还存在的疑点是,位于浙江余杭境内的良渚文化中心遗址——良渚遗址群内出土的玉器是其它遗址出土玉器数量的总和,其所需的玉料也应是良渚文化圈内量最多的,这些大量的玉料都是从江苏小梅岭运来的吗?
在良渚遗址群内至今没有发现矿藏的同时,不少专家仍坚信很可能是"就近取材,来自附近的地区已被遗忘的古矿床"。
这一推测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为普遍人所接受和期待,但愿将来的考古发掘能够证实这一推断。


文化价值
历史意义
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课题。
良渚的发现让人更加确信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诞生于距今11000年至6500年之前。
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原有认识,标志10000年前(前9684----2020年)的良渚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化发展阶段。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
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国境内的1万年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史的圣地。


遗址申遗
2012年10月27日,良渚遗址遗产阐释展示专家咨询会在杭州余杭良渚举行。
来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和省市文物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展示设计等领域的诸多专家学者为良渚遗址遗产保护、展示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把脉出招、建言献策。
良渚遗址作为中国史前良渚文化,是中国境内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199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和2006年,良渚遗址两次进入中国政府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目录》预备清单,2012年被第三次列入预备名单。


良渚遗址申遗
2013年,完成核心整治区和安置点征地拆迁、土地流转工作;
2014年3月,正式向国家文物局提交良渚遗址申遗提名文件;
2014年9月底前,提名文件提交联合国世界遗产中心预审;
2014年基本完成遗产监测体系、展示设施建设;
2015年1月底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递交申遗文件;
2015年6月,接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现场评估;
2018年6月,力争在联合国世遗大会上表决通过。
2019年7月6日10时42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专家评说
有位作家曾经赞美到:
良与渚的组合,即是美好的水中之小洲!如一首优美的诗,似一幅清丽的画…… 也许是因了她的美好,才逗引史前时代的先民们在这里落脚;也许是因了先民们的耕耘开拓,才使这儿有这么美好!
四五千年前,良渚先民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劳作,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如今这片美丽的绿洲上面,仍是青山绿水、红花金谷。但是这些看 得见的东西,远远不及在地层下埋藏着的、良渚先民们遗留下来的无数宝藏更具有价值。
良渚就像一 位身穿绿衣就插红花的美貌少女,怀抱着许多无价之宝,沉睡了10000多年。
直到六十多年前,后人才将这位熟睡的病人唤醒。
从此,良渚文化被认为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而载入史册。


世界文化遗产,人间天堂——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大门口景色。20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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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内,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
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一直被誉为“中华第一城”。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 。
良渚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300年至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
2018年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此次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2020年5月,良渚古城遗址入选首批“浙江文化印记”。


古城结构
周围环境
良渚古城遗址地处浙西山地丘陵与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带,地势西高东低,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


外观与大小
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
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
共发现六座水门。


功能分区
良渚古城的普通居民住在城的外围,贵族住在城中央的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上。
除了莫角山巨型台址,良渚古城中部位置还有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最高等级墓葬——反山墓地。
莫角山土台和反山墓地均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考古发现。
在城外北偏东五公里处为著名的瑶山墓地,曾出土大批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玉琮、玉壁等礼器。
有人从田野考古学角度判断,良渚古国的“首都”应该就在这里。


水利系统
2016年3月15日,经专家实地考察确证:
杭州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并不是最早的水坝,距今已经有4700至5100年。
5月16日,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外围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的西北部和北部,由自然山体组成,目前共有11条堤坝遗址,主要修筑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分为南、北两组坝群,分别为塘山、狮子山、鲤鱼山、官山、梧桐弄等组成的南边低坝群及由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弄组成的北边高坝群,构成了前后两道防护体系。
根据初步的考古认识,该水利系统兼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功能,与良渚文化遗址群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
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良渚古城易受到山洪的冲击,直至当代,东苕溪仍是杭州抗洪排险的重点区域。
良渚人首先在外围兴建防洪设施,使整个遗址能趋利避害,兼得山泽之利而无水患之虞,从而使区域经济得到发展。
同时,水利系统的设计和建设过程,也为日后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根据水利专家对溢洪道位置的估算,整个外围水利系统在良渚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形成了面积约为13平方公里的储水面,蓄水量可达275万立方米,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
外围水利系统与良渚古城紧密结合,除了水利科学的意义外,还将中国水利史由现知最早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往前提升了1000年。
外围水利系统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坝料选材、填筑工艺、结构设计、交通运输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具有极高价值。
同时,如此规模浩大的水坝营建,需要相当的管理组织能力,说明当时良渚已经具备了应对复杂需求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


考古进展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职员施昕更在家乡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发现了良渚遗址。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将良渚遗址为代表的史前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这属于当时中国最早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
1980年代中期以后,这里又先后发现了反山王陵、瑶山和汇观山祭坛、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
后来证明,这些大型建筑设施和珍贵玉器等的使用者和拥有者,很可能是良渚古国的国王或贵族。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
这是个人工堆筑的土丘,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
瑶山遗址在反山东北约5公里,1987年发掘出12座墓葬,还有一座祭坛。
汇观山东距反山约3公里,发现一座完整的祭坛和四座大墓。
大墓中发现大量玉器。
1990年代中期,良渚遗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约近35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还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2000年后,浙江省和杭州市先后批准成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和管理委员会,出台了管理条例和保护规划,以加强良渚遗址的保护力度。
2007年起,在良渚遗址发现了占地约3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之后还在古城之外,发现了占地约8平方公里的外城郭迹象。
2007年9月,在莫角山北侧的河池头村发现了东西分布的底部铺垫石头的类似遗迹,东段与雉山相接。
10月下旬,在莫角山东侧找到了南北向分布的相关遗迹;
11月找到了莫角山南侧的相关遗迹。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种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应是良渚文化时期围绕莫角山四周的古城墙。
12月,为保护良渚遗址,当地的农民需外迁安置,当地政府打算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建农民房。
在建房前,因为良渚遗址的特殊重要性,考古队先进场试掘。
谁料一挖下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考古队员先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古河道,又发现了几块人工堆筑的石块。
由于这一遗迹位于良渚的最重要地带——莫角山遗址西侧平行约200米,考古人员推测这可能是莫角山遗址的西城墙。
于是,省考古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在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并得到了批准。
在古城墙边的护城河里,还发现了很多碎陶片,都是良渚文化晚期的。
正是这些出土的陶片让专家在2007年作出判断:
良渚古城的年代下限是公元前2300年。
2009年9-10月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新中国考古事业60周年献礼展上,良渚古城的存在年代被介绍为“公元前2400年”,反山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的年代被介绍为“公元前2600年”。
但因为反山墓地的形成年代应该与良渚古城的建造年代是大体一致的,所以反山墓地出土的“琮王”的年代实际上就是良渚古城的建造年代。
2011年3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还与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合作,对从良渚古城叠压城墙中发掘出的一系列样本进行碳14测年。
十几组数据显示,良渚古城城墙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300年至4500年之间。


​历史价值
[/url]良渚古城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
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可实证距今5000年前中国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稻作农业发展的高度成就,可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独特的见证。
[url=https://baike.so.com/doc/5332412-5567778.html]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
国家文物局曾明确提出,在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这是继20世纪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
同时,良渚古城的发现将莫角山大型土台遗址、反山贵族墓地和莫角山周边众多遗址点组合为一个整体,为研究良渚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
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曾经打了一仗;
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古城争议
从2007年底宣布发现良渚古城墙以来,就存在着争议。
异议学者绝大部分是非田野考古工作者。
他们可以被称为“良渚古城怀疑论者”。
良渚古城怀疑论者主要的攻击点,放在城墙的构造上。
他们认为部分“古城墙”夹河而建,无此先例或后例;
“古城墙”系垒土而起,有夯筑技术而不用,令人生疑;
“古城墙”两边系缓坡,无阻敌作用;
“古城墙”过于宽大(个别地段宽至百米),显然不像正常的城墙;
“古城墙”不是整体一次性建成,而可能是由各个时期的不同堤坝碰巧凑合成圈,等等。
他们的意图是:
只要否定了“良渚古城墙”的最基本功能——“御敌”,“良渚古城”自然就因为站不住脚而倒下去了。
“良渚古城墙”的发现者和捍卫者们则强调。
从他们的田野考古专业眼光来看,古城墙系整体一次建筑而成,合围成一个闭合墙圈,这是不容讨论的。
至于为何其墙基如此宽大(最少有四、五十米,个别地段有宽到上百米的),其坡度之小十分便于自己或敌人自由上下,那是另外的问题。
也许,当年城墙顶部建筑有栅栏,可以御敌。
其实,从现存的江南城市遗迹来看,多有“髙墩台”这样的垒土堆,这样的“髙墩台”是适合在水网地段人群居住和起防御作用的。
从天文考古与文献结合的角度观察良渚古城墙,那么,这个田野考古专家们所谓的“古城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所谓的“古城墙”,其实是古代天文学所谓的“四陆”。
古人把二十八宿分为“四陆”,即东陆、南陆、西陆、北陆。
“陆”就是“陆地”、“陆道”,即高于河流湖泊水面的平地,是与“水”相对的事物。
《说文》:
陆,高平地,广平曰原,高平曰陆。
《尔雅·释地》:
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
古人把日月五星行走的道路想象为陆路。
《易纬通统图》:
日行东方青道曰东陆,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陆,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陆,日行北方黑道曰北陆。
《河图录运法》:
日有四陆,月有九行。
《隋书·天文志》:
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行以成阴阳寒暑之节。
对比古人的说法,我们看到“良渚古城墙”确实与它两边的水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现已证明,“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共发现了六座水门,两座在“北城墙”,两座在“东城墙”,两座在“南城墙”。
从2007年11月到2011年六月,尚未发现陆门。
由此可见,良渚古城内外皆为水面。
那么,“良渚古城墙”其实是用水衬托出来的“陆”。
古人可能认为,“陆”就是由上层的土壤和下层的基岩叠加而成的事物。
所以我们看到“良渚古城墙”在生土层上平铺了一层石头,这可能代表基岩,而后堆土,这可能代表土壤。
它的堆土完全是自然形状的堆土,没有在两边竖立木杆和木板,没有在两排木板之间填土并夯实。
而御敌性质的城墙,显然是“版筑”的,内外立面(或至少是外立面)都和地面形成接近90度的夹角,以增加敌人攀爬翻越的困难程度。
因此,“良渚古城墙”很可能不是御敌性质的“城墙”,而是“四陆”。
那么,为什么“良渚古城墙”要建成“四陆”的形状呢?那因为它是一个礼仪设施,其用途是模仿日月五星的巡天之旅。
因为,从天文考古学结合文献学的角度看,良渚古城的主人是天皇。
天皇与中国版图内的众多强力部族首领是结盟兄弟的关系。
天皇、皇后与众多结盟兄弟的关系就如同日月五星之间的关系,即天皇对应太阳,皇后对应月亮,各地诸侯对应五大行星。
《春秋命历序》:
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虚,日月五纬俱起牵牛。
四万五千年,日月五纬一轮转。
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继相治。乘风雨,夹日月以行。
引文中天皇兄弟“夹日月以行”,实际上是指天皇与其结盟兄弟和日月五星一起从牵牛星出发,开始了中国文明历史(牵牛星是良渚古城的分野星)。
因此,“良渚古城墙”应该是远古的“中国”成立的盛大仪式上专用的特殊礼仪设施,是特意提供给天皇、皇后和各地结盟兄弟一起模仿日月五星巡天之旅所走的“四陆”。
天皇和各地结盟兄弟通过一起行走四陆而表示出部族的和谐一致对于“中国”以农立国的重大意义。
也许有人可以怀疑在天皇时代,即在2600BC时代,中国是否真的有了二十八宿(其中包括牵牛星)。
二十八宿的汉字版颁行于少昊时代(见《路史》)。
少昊时代也就是黄帝时代。
黄帝时代在2300BC,距离天皇时代只有300年,相当于我们和清朝初年的差距。
既然少昊时代已经有了以汉语汉字表达的二十八宿,那么,距离少昊只有300年时间的天皇时代有一个古越语版的二十八宿应该也是正常的。


古国猜测
良渚古城的发现,是否意味着5000年前良渚文化时期有可能出现了一个良渚古国?
从良渚文化墓地看当时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等级差别已经出现,大墓中的琮、璧、钺等成组玉器的出现,则是礼仪制度出现的重要标志,表明当时统治者内部已有了严格的礼仪等级制度。
在良渚文化的一些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了早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北大教授严文明说,到底什么时候出现了国家,这个度不是很好把握。
但良渚古城的城址那么大,应该与国家组织联系得很紧了。
良渚古城应该是即将进入文明或初步进入文明的阶段,应该有初步的国家组织、政权组织,因为古代国家组织应该都有都城,古城中间有个莫角山,很像是宫殿性质的建筑。
有一种意见认为,良渚古城对应的良渚古国,很可能就是先秦古籍《鹖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
按照宋代著名学者陆佃的注释,“成鸠氏”就是天皇氏。
《鹖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位于楚国的领土上,而吴越之地,在战国晚期已经是楚国领土的一部分。
《鹖冠子》讲到“成鸠氏”手握“王鈇”。
“王鈇”就是斧钺。
而良渚古城内的反山墓地12号大墓主人左手边确实有一件举世无双的玉钺。
《鶡冠子》还提到成鸠氏之族“兵强,世不可夺”。
而田野考古学结果显示,从公元前3000年到2500年这500年里,良渚文化集团进行了“北征”,即大规模对黄河下游地区用兵。
另据《说文解字》介绍,吴越之地的古代民族以蛇为族属标志。
《路史》记载天皇氏“鳞身”。
“鳞身”就是蛇身。可见,古文献里的天皇氏从族属标志来看,应该是吴越之地的人氏。
从天文考古学角度看,吴越之地是木星十二次之首“星纪”对应的土地,而星纪之次乃木星12年一周天巡天之旅的起程之地。
文献记述说“天皇氏以木德王天下”。
《春秋命历序》:
天地开辟,……日月五纬俱起牵牛。
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乘风雨,夹日月以行。
从引文我们看到,前面讲到日月五星,包括木星,都启程于牵牛星宿,后面讲到木德之人天皇和他的诸多兄弟“夹日月以行”,那么这段引文实际上告诉我们天皇氏是从牵牛星(也就是“星纪之次”)对应的吴越之地启程,开始治理国家的。
所以说,良渚古城很可能就是成鸠氏之国,天皇氏之都。


申遗成功
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20年5月,良渚古城遗址入选首批“浙江文化印记”。


旅游信息
门票价格
参访券:
80元,含观光车票
使用范围:
面向国内外访客。


优惠券A:
50元,含观光车票
使用范围:
6周岁—18周岁或1.2米—1.5米之间有成年人监护的儿童;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凭本人有效学生证件;
年满60周岁至69周岁的老人,持当地政府或老龄机构发放的老年人优待证。


优惠券B:20元,含观光车票
使用范围:
年满70周岁及以上老人;
现役军人、残疾人;
浙江省离休干部;
本省30年以上教龄教师;
余杭区户籍居民。


免费券
使用范围:
6周岁及以下,有成年人监护的儿童;
身高1.2m及以下,有成年人监护的儿童。
购买以上参访券均需提供有效证件并预约  。


开放时间
2020年1月24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于起暂停对外开放,原定的线下活动同步取消。
2020年2月23日,世界文化遗产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开园恢复,每日开放时间9:00-17:00,日接待量不超过3000人,莫角书院、反山王陵展示馆等暂不开放。


交通线路
自驾车方案:
杭州机场→沪杭高速公路,杭州、上海方向→“杭州北”出口→转杭州“绕城高速”公路→千岛湖方向→“G104、湖州”出口→G104省道→湖州方向→良渚古城遗址


公交线路:
距离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南入口最近的公交站是“良渚遗址公园南”。
途径的公交线路有313路、348路、348路快线、430路、764路、787路、b支8路。


世界文化遗产,人间天堂——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访客中心外景。20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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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昕更,生于1911年,卒于1939年,原名兴根,后他认为这个名字太俗,更名为鑫赓,最后又更名为昕更。
浙江余杭县良渚镇人。其父施甫才,原是良渚镇五丰南货店店员,性格耿直,喜打抱不平;
其母骆兰英,是位性情善良贤淑的农家妇女。


人物简介
施昕更出生时,由于一场官司所累,耗尽祖传家产,家境渐趋贫困。
施昕更自幼聪颖,7岁时进入镇上的余杭县瓶窑区立第二国民小学读书[/url],成绩优异。
13岁小学毕业即由于家境贫困辍学在家。
校长见其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多次上门劝说,说服其父,借钱送他到杭州贡院(今杭州市高级中学)读初中。
施昕更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更加努力学习。
192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半工半读。
艺徒班分金工组和文工组,施昕更本着自己的旨趣,选读文工组,专攻绘图专业;
除正课外,还兼习国画和西洋画。
​该校系由[url=https://baike.so.com/doc/2398022-2535526.html]浙江大学代办,著名敦煌艺术专家常书鸿,那时就在该校兼课,施昕更曾亲受他的教诲。
1929年毕业,1929年6月6日适逢浙江省在杭州举办规模空前的西湖博览会,经老师推荐,到博览会的历史厅任临时雇员——讲解员。
期间,施昕更接触了许多文物和矿物标本,眼界大开。
20日,西博会闭幕结束。
在西博会任职仅四个月,但这对施昕更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西博会闭幕后他返回良渚老家。
1929年11月,省政府决定利用西湖博览会的展品,成立永久性文化机构,即"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前身。
西湖博物馆初辖于省政府,1931年3月改由省教育厅管理。
馆内设历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学部,自然科学部下设动物、植物和地质矿产组。
施昕更因在西博会工作出色,得以进入博物馆任自然科学部地质矿产组助理干事,给盛辛夫当助手。
次年,任绘图员。
有暇,即向馆内同事学习,潜心研究地质学,对考古有浓厚兴趣。
董聿茂赞他工作努力,好学不倦。
1933年,赴孝丰一带发掘古生物化石,采回三叶虫、贝类、鱼类等古生物化石数箱,更注意了古代文化地层的研究,常去图书馆查阅考古文献。
读到《城子崖》一书,深受启发,立下考古实践的志愿,常在节假日回家乡良渚,搜集黑陶片进行研究。
1935年5月,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尤其是盗挖玉器,因此,在盗坑附件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行政管理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
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
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
经过多次的调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
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
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由此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写考古发掘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报告完成,题为《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称《良渚》。
书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认识到了良渚遗址古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
虽然他当时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而与后来认定的事实有背,但是应该说,一个年仅25岁,非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事实上,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还想继续发掘考证。
但是,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变爆发,粉碎了他的计划。
同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施昕青先生所撰写的《良渚》一书的印刷被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
1938年,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几经周折,《良渚》一书才得以在上海勉强出版,而被视为珍宝的许多出土器物则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了。
更不幸的是,这位本来还应该能够在良渚遗址发掘研究上大有作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
何天行与施昕更两位先生对良渚文化发掘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发现才会有今天的,他们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两位先驱。
1936年5月,参加发掘杭州古荡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有孔石斧,曾在良渚见过,乃于7月回良渚,在枯涸池底捡得石器数件,又在地面发现许多陶器碎片,其中有陶鼎足。
带回杭州,请董聿茂馆长鉴别。
董认为这些陶器年代很古,说不定是个重大发现,支持他进一步发掘钻研。
同年11月初,再赴良渚,在棋盘坟第一次发掘,出土大批陶器。
同年12月和次年3月,又进行第二次及第三次发掘。把发掘范围由良渚扩及安溪、长命、大陆三个乡,包括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朱村兜、荀山、许家兜、近山、横村塘、大雄寺、钟家村、金家弄、宋村、后河村等10余村,获得石器和陶器两大筐,500余件。
4月,陪同南京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董作宾、梁思永到遗址考察。
对三次发掘的出土文物,进行了研究整理。
在馆长董聿茂和同事钟国仪等的协助下,于1937年春,写就5万余字的《良渚》一书,又称《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的初步报告》,制图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由西湖博物馆出版。
文稿付排后,抗日战争爆发,印刷中止。
昕更携带文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徙兰溪、永康、松阳,经董聿茂呼吁,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资付印。
1938年秋,《良渚》一书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
1959年底,考古学家夏鼐命名这一新石器文化为"良渚文化"。
《良渚》一书在上海付印时,昕更迫于生计,到瑞安县工作,不久,投笔从戎,任县抗日自卫队秘书。
1939年5月,积劳成疾,因无力医治,病逝于瑞安医院,葬于瑞安县西山。


世界文化遗产,人间天堂——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大门里的施昕更铜雕像以及施昕更简介牌。20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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