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的南音代表作，当推《史记》载入的一霸王、一帝王的悲壮之歌——楚霸王项羽被汉军围困于垓下，又闻张良导演的“四面楚歌”，自知大势已去英雄末路，便与爱妃虞姬在自杀前呕歌《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矣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建立汉朝刚称帝，平定了亲信亲族韩信、刘濞等叛乱，回故里与乡亲饮酒作乐，乐极生悲而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华阳国志》录入一首产生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巴地民歌《刺巴郡守》:“狗吠何唁唁，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思往从邻贷，邻人言已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以质朴无华的歌谣形式，控诉了封建官吏残酷剥削穷苦人民的罪行。诗歌、音乐、舞蹈、戏剧四位一体，是中国古人对人类文艺史开天辞地的贡献，《诗大叙》作了最好的解释:“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古人最显豁、精祥、切当的解释，不但阐明了诗的起源，而且把歌曲、舞蹈、戏剧的成因也都说及了。她们原来是艺术之宫中的姊妹行，是一母同生的呵！
“竹枝歌舞”也是南音巴蜀楚苗文化区的传统歌舞，《太平寰宇记》卷137载:“巴之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用牲解赛，邪巫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巴巫所击之鼓俗谓“渝鼓筒”，《太平寰宇记》卷136《山南西道◎渝州》:“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即断大竹以动物皮蒙鼓而内装弹簧。后来演变为娱乐性，击鼓为节，次笛伴奏，歌舞者或打竹枝连枪，或打竹枝花棍。“竹枝歌舞”的扬名，得力于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的取风仿作，白居易有《竹枝词四首》和《杨柳枝词八首》，刘禹锡有《竹枝词九首》和《竹枝词二首》及《杨柳枝词九首》，都是摩仿竹枝歌而作的民歌体，共同为弘扬南音竹枝歌作出了杰出贡献，对后世影响深远。白居易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时，仿当地民歌所作《竹枝词四首》之一:“江上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后一句指曾任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元稹所作的民歌体新乐府诗。《全唐诗》卷365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并引》:“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唐穆宗长庆二年即822年)，余来建平(隋以前旧郡治在今重庆巫山，唐为夔州治在今重庆奉节)，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奥》之艳音。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后之听《巴龠》者，知风之自焉。”其《竹枝词九首》之二:“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其《竹枝词二首》之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字梦得，白居易《忆梦得》诗题下注:“梦得能唱《竹枝》，闻者愁绝。”可见其对巴人民歌研究运用之深入娴熟。唐元和年间曾任金州(今陕南安康市)刺史的著名诗人姚合，仿竹枝歌作《杨柳枝词五首》之三:“江上东西离别饶，旧条折尽折新条；亦知春色人将去，犹胜狂风取次飘。”五代时期蜀籍著名学者兼诗人孙光宪《竹枝词》:“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北宋苏辙也在忠州写出一组《竹枝词》，其中有首:“扁舟日落驻平沙，茅屋竹篱三四家；连舂并及各无语，齐唱竹枝无有差。”清代《玉函山房辑佚书》的稽古大师马国翰，道光十六年任陕南石泉知县，作《石泉竹枝词三十首》，其中有首:“水法医凭咒，端公步跳跳；谒来丛祠下，彻夜乱钲铙。”清咸丰元年任陕南紫阳知县的江开，作《紫阳竹枝词》一组，其中有首:“姻缘易合又轻离，莫被巴人习俗移；儿女恩情须到老，最难抓角做夫妻。”竹枝歌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与竹枝道具密切的“彩船舞”，脱离竹枝道具的劳动助兴形式“秧歌锣鼓”和“打锣鼓草”等。最终竹枝歌流变归宿于现在千里大巴山南北常见的祭祀性“打丧鼓”和娱乐性“打花鼓”等。西南少数民族称为“打歌”，而不打的山歌对唱例如著名歌剧《刘三姐》亦属南音竹枝歌流变的典型代表。
前辈段渝、谭洛非所著《巴蜀文化的历程》:“巴人的乐舞在中国的音乐舞蹈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最古老的音乐创作产生于巴地，它们说明了巴地音乐的发达和古老，说明了古代巴人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不朽贡献。”最后值得画龙点睛的是，江汉是巴人的母亲河，江汉巴人发祥于三皇时代，兴旺于五帝时代，强盛于夏商周时代，剽悍于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秦巴汉水是巴人音乐舞蹈的摇篮，出土汉水巴人文物从伏羲时代的乐器陶埙，到商周时代的巫舞金属面罩，直到春秋战国时代的金属乐器编钟、钲、铃、磬、铎、虎钮錞于，再到秦汉时代的舞俑、乐舞画像砖。汉代汉水巴人的势力又得到壮大，《隋书◎地理志》:“汉高祖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七姓居商洛之地，其人自巴来者，风俗尤同巴郡。”《太平寰宇记》:“金州(今陕南安康市)风俗:汉高祖发巴蜀伐三秦，迁巴中渠帅七姓居商洛(安康汉北与商洛连界)，其俗至今尤多猎山伐木。”从巴山南坡迁至秦岭南坡的巴人七姓豪族移民与土著巴人融合，又一次形成汉水巴人民族共同体。东汉末年，据《三国志》载:“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汉中有张修攻杀郡守苏固”；继之“张鲁遂居汉中”，“米贼张鲁居王巴汉”，西夷、氐羌、犬戎迁进数万家，賨人亦有很多迁入。巴人民族再一次聚合汉水中上游，重建起自已的独立王国统治近三十年之久。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南北朝时代，汉水巴人表现尤为突出，载入正史的就有虞巴微人蛮帅黄国(字众宝)、蛇巴濮人蛮帅“巴州刺史”杜清和；还有历任南梁、西魏、北周三朝大将军的凤巴蜀人李迁哲、姜巴髳人泉企、仲遵、白马夏巴卢人扶猛等。“上甲黄土县白兽蛮扶猛”(今陕南旬阳县人)面对水灾和战乱，效法其始祖白马“鲧作三仞之城”在巴人圣地孟涂山建筑石城“孟王寨”时，唱出了惊天动地的《伯鲧治水歌》:“天上无玉皇兮，地上无龙王兮。我就是玉皇兮，我是龙王兮，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兮，我来兮！”这首传统民歌由伏羲山北胥姑河村民来金保(不识字)，于1957年冬首次向外界公唱于“安康八一水库”(今名黄石滩水库)工地，被1958年2月19日《安康日报》辑入(水利)“农民诗选”发表，入选国刋《红旗歌谣》。汉水巴人原始神话传说:“地上有一个人，天上就有一颗相对应的星，人生星出，人死星落，人兴星亮，人背星暗。”因而有其传统民歌:“地上一人天上一颗星，光天耀地亮晶晶；要问妹选选哪一颗？妹指最亮那颗星！”1958年陕南白河县籍战士方存弟(初中文化)，将这首故乡老歌改为《列兵》发表:“天上多少星，地下多少兵；要问我是哪一颗？我是最亮的那颗星！”毛泽东主席指示当时文坛领袖三泰斗郭沫若、周扬、臧克家，从数以亿计的全国“大跃进”民歌中选出工、农、兵三界各一首代表作载入文学史；经人类诗坛震古烁今无与伦比的圣手毛泽东审定，陕南安康民歌《我来了》和《列兵》高中农、兵双魁首；工魁为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石油工人一声吼》:“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一声喊，地球也要颤三颤！”这首壮歌在汉水巴人民歌中也有风格雷同的原生版《伏羲观天察地》:“伏羲慧眼观天圆，天圆也要颤三颤；伏羲慧眼察地方，地方也要晃三晃！”足见南音发祥地文化底蕴之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