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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亲子活动]由旧照片引起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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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旧照片引起的回忆

由旧《照片》引起的回忆(之一)
                  
这是从网上截获的一张”字图片,文字是介绍了封姓起源
  封姓出自姜姓。炎帝裔孙封钜为黄帝之师,胙土命氏,至夏后之世,有封父列为诸侯。井封府封丘有封父亭,即封父国之都城,故地在今河南封丘。在西周时失国,子孙为齐国大夫,以国为氏。全族遂迁居渤海椿县,故地在今河北景县。姜姓封氏的历史大约有3000年。
  封姓历史人物有:三国魏名道士封衡,东晋十六国前燕太尉、武平侯封奕,尚书左仆射封蒿,南朝齐梁郡太守封延伯,北朝北魏右光禄大夫封回,廷尉少卿封轨,冀州刺史封隆之,经学家封伟伯,北朝北齐殿中尚书封述,祠部尚书封子绘,尚书左丞封孝琰,唐朝尚书右仆射、密国公封得彝,元和进士、尚书右仆射封敖,明朝谋士封炳。
  至于现在我们这封姓一家,究竟是怎么个来头,无法考证,也无从考证。但从史料来看,封氏祖先,至少在明代以前,是十分显赫的一族。这虽然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早已毫无意义,不过作为封氏人,总还是足以引为骄傲的。

                
  这是我父亲19世纪30年代的一张照片。父亲名凯君,生于上世纪初,逝于文化大革命之中。
  膝下三子俩女:
  长子茂德 (享年90);    
  二子宏德(现年92,旅居加拿大)
  老三敬德(现年82,安居西安)
  长女华芳(现年97,安居上海)
  小女慧芳(享年84)
  父亲的一生,在我的印象里,能够回忆起来的有三件比较突出的事。
  一是为要吃肉和我母亲吵架。那时我才六七岁,记得家境已经很差。父亲因二叔在外吃了人命官司,再也不肯外出做事.在家里开个私塾当开了孩子王,一年也挣不下几石粮。家里的所有开支就是靠母亲经营的不到十亩地,很是捉襟见肘。一天三顿有苋子粥(一种元麦磨成的粉,将水烧开,把元麦粉向水锅里边潵边用长筷子搅,煮熟即成。这东西富人吃新鲜,穷人当饭吃)喝就算是不错了,哪还有钱买肉。父亲是从小就被我祖父和奶妈惯大的,哪受得了这个苦,三天两后晌和我母亲吵架。也是人急生智,母亲想起巷子口有家杀羊卖羊肉的。恬着脸,跑去跟人家好说歹说,求人家让我们每天用纱布包一捧米,放到他那家煮羊肉的瓮子里,粘点油气,解解我父亲的馋。此后,每天送米包拿米包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因为是白沾光,看人家的白眼自然少不了。
  我每次去,都能看到他们家杀羊。杀羊由两个人完成。一个人拉起被捆住四条腿的羊,强按在专门杀羊的那条占满羊血的宽长板登上。羊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嘶叫。另一个人则一手抠住羊的嘴,用力向上扳,使羊的颈脖突显出来。另一只手则将手里拿着的尖刀,猛插进羊的脖项。顿时,一股热血随即顺着刀尖流向搁置在地下的盆里。羊渐渐停止了挣扎,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我不仅看到羊流出的鲜血,而且还看到了从羊眼里流出的眼泪。
    人们的势利,人类的残忍,在我童年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二是父亲终身不吸纸烟,却要收集纸烟盒子。听了他的话,每走在大街小巷,只要见到有别人丢在地上的纸烟盒子,我就得给他拾回来。他把不管是老刀牌还是美丽牌的纸烟盒子,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折开摊平,然后就在它们的背面又是写又是画。我那时还小,看不懂他写的是些什么字,画的是些什么画。后来,我上了学,读了书,慢慢才知道他写的有关易经的字,画的是八卦图。他一直在研究易经。解放后,直至文革中,摆弄这些东西至少是“封资修”,甚或会被认作是反动活动,人人都是讳莫如深的,我们岂敢惹火烧身!劝他他又不听,只好为他严守住这个秘密。日集月久,这些写满画满的纸烟盒子纸,堆起来一大堆。直到文革中我们被强行和他“划清界线”,他一个人被遣返回老家。走时,好像他什么也没有带,就带了一箱子“纸烟盒”,回了当时一个家人都已经没有,什么东西都全无的“老家”,直到在冻饿中孤独地离开人世。也因为是在文革期间,他那些视为生命的“纸烟盒”(研究易经的成果),时至今日,也不知了去向。
  三是打坐。打坐是父亲这一辈子唯一的爱好,一年四季,雷打不动。每天中午饭后,先是午睡。午睡起来之后,就是坐在床上打坐。双腿一盘,两手合十,搁在胸前。两眼紧闭,口中念念有辞,也不知道是经文还是在数数字。记得我上私塾时,塾师就是他,教室也就在我们家的敞厅里。每天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些小家伙最自由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无论我们怎么玩怎么闹,都不必担心父亲会来管教我们。敞厅的后面,就是我们家的后院。院子不算大,供我们这十几个小家伙玩还玩得过来。我们玩得最多的,一是“笃巴儿”。就是用铜板(一种旧社会使用的铜质钱币),在支起45度角的砖头上“嗖”(也就是滚)。“嗖”得远的打“嗖”得近的,被打着的那个人的铜板,就被打中的收入囊中。二是弹琉璃球(也叫玻璃球、弹球)。在地上挖几个相互有一定距离的小洞,画一条起点线,从起点线上向小洞里滚琉璃球,滚进第一个洞的可以从洞里拿出来,再滚第二个洞,以此类推,以滚进洞最多的为胜。胜者就可以将琉璃球握在手中,用大拇指弹打滚进去少的那些人的琉璃球。一旦击中,那个玻璃球也就归赢者所有了。这两项,我都拿手,常常是得胜者。女孩子们则爱玩跳房,或者坐在地上抓子。男女生间一般是各玩各,互不干涉。我们家后院的河岸上,有好多竹子,其中还有一颗桑树。大家都喜欢吃树上的桑葚。待到桑葚由青渐渐变黄,再由黄慢慢变红,再由红一下变黑,就完全成熟可以吃了。每次都是由我爬上树,使劲摇动树枝。那些成熟的桑葚哗哗掉落地下,在树下等候的孩子们就可以抢着拾了吃了。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刻!
  然而,待父亲打坐一毕,来到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一个个叫到他面前,背过身开始背书。这时,一场躲不过的灾难也就开始了。背不过书,字没有写好,是统统要被打板子的。我就曾挨过打。打板子实际上是打手心,用一条一寸多宽,一手指厚,有一尺多长的木尺子(那时都把它叫“戒尺”)来打。打的时候,父亲用左手紧握住被打者右手的四只手指,向下扳,使手心突出,右手则拿起戒尺来打。至于打多少,打的轻重如何,全由父亲按受罚者的情况和他的主观情绪而定。我那一次挨打是几件事(《冯谖客孟尚君》一文没有背过;带头到我们家场院南边的河里“打江水”--也就是游泳)加起来数罪并罚,打得手心都肿得像发起了的馒头,疼了好多天。为此,母亲还和父亲美美吵了一架。然而,虽然着实疼了些时,手指却丝毫无损。如今看来,那突出手心的打法,还真包含有一定的科学性呢。尽管皮肉受了些苦,筋骨却受不了伤。
    不过,从此后我们家那个场院和河之间,就多了一条篱笆墙,篱笆墙上的门也就老是紧锁。遗憾的是,成熟了的桑葚也就只好看着眼馋,再也吃不上了。

                  
这是我母亲的一张旧照片。母亲叫封刘氏,娘家名刘淑琴,是泰兴县城刘氏家族的名门闺秀。知书达理,温文贤淑。只是一生命运多桀,加之劳心劳力过度,不幸患上在那个年代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未满半百,就在凄苦之中早早离开了人世。
我的外祖父去世很早,在我的记忆里就从不曾见到过。姐妹两个,她是老大。我们的姨娘嫁给了也是泰兴城里的一个有名的富家子弟,我记得他们家很有钱,光房子就有好几进(一进是一个院子,每个院子里都有上房和厢房)。在那个时代有小轿车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可他出去做生意来回都是坐着小轿车。可惜,也就是在一次途中,出了车祸,不幸英年早逝。随着他的离世,留下一双儿女和遗孀,家道也就逐渐败落,到我记事的时候,也就剩下那几院房子了。
外祖母是个偏心眼。我们的母亲虽然嫁的也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但一是在乡下,二是不像姨父家那么有钱,所以母亲在娘家颇受歧视,他也就很少回娘家。有一次偶然回去,她带着我。正巧碰上外祖母家吃“河豚”。河豚有剧毒,要吃它,必须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厨师在烹饪过程中认真处理,稍有疏忽,一旦处理不好,是会吃死人的。所以在我们家乡有句话,叫“不怕死的吃河豚”。我们外婆家吃“河豚”,都是凭着我们姨家的面子,请来专门厨师到家里来操作。在吃“河豚”的桌上,母亲让我紧紧挨在她身边,可人家设座摆碗筷的时候,就只给我母亲一人而单单不给我(我的表姐表弟和我差不多大,他们不仅有座位,而且都单独配有碗筷),明摆着就是歧视我们,不让我动筷子吃“河豚”。在这整个的“河豚”宴上,我看到母亲凄苦的脸上总含着泪水。是她,把她所能吃到的那点“河豚”,全偷偷地塞到了我的嘴里。那种势利人的冷眼,这种母亲对孩子的呵护,深深地印刻在我童年的心里,至今也没有忘!
我们的母亲在娘家受气,待嫁到婆家,则不仅是受气还受苦了。
我们的祖母生我们父亲的时候大出血,走了。父亲是由祖父请来的奶妈带大的。父亲的继母,后来又生了三男二女,继母根本就不把我们的父亲放在眼里。母亲出嫁到我们家后,一直受到歧视,日子很过得很艰难。我们封家,到祖父这一代,已是家道中落,只剩下个“名门望族”的空架子了。祖父处于无奈,只好早早就给父亲弟兄几个分了家。我们的父亲因为是长子,按族规和祖父分在一起,倒是有个前后两进的院子,另外在河对面还有三间一直被闲置不用的房。这是房产,此外就是有大约10多亩田地。从小就没了母亲的父亲,祖父十分宠爱,加之奶妈的娇惯,是一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愿做的人。他性格懦弱,胆小怕事,政法大学毕业后曾在苏州高等法院做过书记官,可不久二叔染上了人命官事。这本与他毫无干系,他却因害怕窝在家里怎么也不肯出去做事。有好多次,说好了的,出去做事。母亲一早高高兴兴把父亲送上我们家后面河里的快船。眼巴巴地看着他走了,可一到黄昏,他却又带着行李坐着船回来了,把母亲气得半死。家里没有了收入,就靠那点田地生活,全靠我们的母亲一人撑持,日子每况愈下。母亲虽然生下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却很难把我们一个个养大成人。在家族的歧视下,在家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大姐早早出嫁十几里外的张家桥。大哥寄居到季家市大姑妈家,在那里上学,后来外出参加了新四军。二哥寄养在上海的五祖父家,在上海读书。在百般无奈之下,祖父只好托人在南通给父亲找了一个混饭吃的闲差,硬把父亲逼了出去。这样,家中就剩下母亲、二姐和我,再后来,二姐也去了城里上学,家中也就只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待到母亲撒手人寰之后,我也就只好一个人“漂泊流浪”在家乡了。那时,我才刚刚过了十岁生日。
我是我们家里最小的一个,母亲最疼我。有关母亲,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倒是有以下几件事。
过年。家境再难,年还总是要过,尤其是小孩,几乎天天盼着过年。每逢过年,母亲再困难也要炒一大罐花生,一大罐蚕豆给我吃零嘴。罐子就放在我睡觉的床底下,每次出去,我就伸手到罐子里抓几把装在口袋里,一是自己吃,二是做“赌资”。在“笃巴儿”或者“弹琉璃球”输了时,给赢家几个花生或蚕豆也能解决问题。最开心的是蒸过年的包子了。我们家厨房不大,锅灶小,只好去别人家蹭着蒸。母亲人缘好,每年好像都是蹭我们的四老爹家。我们的四老爹,是开染房的,家大业大,房子多院子不小,特别是有个好大好大的厨房。母亲带着揣好的面和调制好的包子馅(一般是罗卜丝,里面加点豆腐丁,好的话,还会有点肉),去四老爹家,我则总是紧跟在母亲的后面。去四老爹家蹭他们家锅灶的人家不至我们一家,要按照各家面发的迟早排定先后顺序。排在后面的就在四老爹家等候。有的凑在一起打牌,有的则围住烘炉 (一种用木板箍起来的大木筒,在木桶的下部有一层格条,格条的下面放置火盆,火盆里面是从灶洞里铲出来的余火热灰。取暖的人围着木桶就坐,将双腿放进桶内,再在众人的腿面上盖条棉毯保暖。这在我们老家,是日子稍微好过点的人家冬季取暖最好的办法。记得我们家过去也有这个玩意儿,只是这几年搁置不用了。母亲自不会去争此等享受。她常常是被我们的四祖母叫去问常问短,或者是坐在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听着别人聊天,却从不轻易插嘴。我们的四祖母和我们父亲的继母不一样,她特别喜欢也特别同情我们的母亲,所以在我们诸多亲戚中唯一来往比较多的就是四祖父家。我们的四祖父为人也好,每逢蒸过年包子的时候,就借机备些酒菜请来他家蹭蒸馍蒸包子的亲朋吃一顿。当然,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跟着沾光,狼吞虎咽一顿。等轮到我们一家的时候,以近半夜了。母亲将我们家的发面连盆扣在案上,案子很大,长约一米五,宽有一米余。我母亲的贤惠是远近出了名的,前面已经蒸好的都回家了,后面还在等着的,都会一起帮忙。揉的揉,包的包,很快包子就包好放在了笼格里,有好几格。笼很大,直径约六七十公分,由四祖父家的两个伙计帮着抬到锅上,然后就开始蒸。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最高兴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害怕,跑到黑黑的染坊里,在那众多的染缸间玩起了捉迷藏。直到我们家的包子蒸好,母亲叫,才意犹未尽地跟着母亲回家。喝腻了一天三顿苋子粥的我们 ,才有了改善,每顿在粥里可以泡一到两个包子。这在那个时候,就是最大的享受了。这些包子母亲是很少吃的,她省下来给我吃。包子用几个菜笼子装好了,然后用绳子吊挂在房梁上。母亲这样做倒不是怕我偷着吃, 一是为了防老鼠,二是通风,好保存的时间长一点。这些包子,至少可以吃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以后。
坐轿。在那个时代,只有新娘子才坐轿,然而,我一个才七岁多点的小把戏,却不得不被逼着坐了一回轿。那是因为我们的二叔。
二叔叫元臣,很有本事,在地方上也颇有名气,拿现代的话来说,是家乡远近的达人。他和当时驻扎在我们毗卢市的日伪军营长关系很铁。可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一次相约步行去十八里外县城的途中(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汽车,自行车都很稀罕,一般路途不是多远的话,就靠步行),本来两人是并行走着聊着的,那个营长却忽然后退几步,咳嗽了一身,后面勤务兵的枪就开响了。我们的二叔连中三枪,倒在了血泊之中。等有人听见枪声,赶过来时,二叔已经绝命,那个营长和勤务兵也早已不知去向。以上情况只是以前听大人如是传说,究竟情况如何,不得而知。直到全国解放,文革结束之后,在我们二叔子女的多方奔走下,才终于真像大白,原来我二叔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由于叛徒出卖,被日伪掌握,为不影响他们的所谓大局,采取了如此下作的谋杀。二叔多少年的沉冤,终于获得昭雪。二叔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可在当时,外界传说他的死是汉奸之间的内讧。我们的二婶是顶着这样的骂名,为我们的二叔举行葬礼的。我们家乡的习俗,要有孝子抱着死者的灵位,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当时,我二叔的遗子才两岁,无法充当此任。二婶将此事求到我母亲跟前,要我代作孝子。在农村,这是一件很忌讳的事,何况二叔又是血光之灾,母亲哪舍得让我去。可在我们的几个婶婶中,二婶是唯一一个不另眼相看我们的,不答应又说不过去。母亲为此很是作难。但母亲终究是个明事理识大体的人,她最终还是同意了二婶的请求,让我去充当这个角色。
    出殡那天,母亲领着我,早早来到二叔的灵柩前。举行了跪拜礼之后,让我穿上孝服,戴上孝帽,腰间扎上麻绳。然后帮我恭恭敬敬地从二婶手上接过二叔的灵位,要我紧紧地抱在胸前。在母亲和二婶的搀扶下来到门外,坐上了轿,由人们抬着走向埋葬二叔的坟地。记得,回来的时候,我还是坐着轿子,抱着灵位回来的。哈,我这一辈子,竟还做了一回烈士的孝子。着实不冤啊!
串门。鉴于我们家的处境,跟前的那些亲戚母亲是很少去的。去得最多的倒是乡下(和我们镇上相比,当然是乡下的乡下)我们父亲的奶妈家。奶妈姓姜,她们家的村子就叫姜村,离我们家有三、四里。她们一家在这个村子里算是一户殷实人家。关键是奶妈这家人人特别好。奶妈视我们的父亲如己出,我们都把她叫姜奶奶。他们家也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孙子,小名叫狗子。因为母亲和我是他们家的常客,除了铁杆狗子,在姜村我也就有了好多的小朋友。我们玩得最多的是:
逮知了。知了好吃。把知了的下身去掉,然后用火烤着吃。更奢侈的吃法是用油炸,那就香极了。有时我们逮得多,狗子就拿回家,姜奶奶用油一炸,全家人当然也包括我母亲,还都能共享一餐美味呢。逮“知了”的办法有二:一个办法是用在白天。先用面粉和面,然后把和好的面团放在水里洗,叫“洗面筋”。洗出的面筋带黏性。再找长竹竿,将洗好的面筋裹在竹尖上。我们几个小朋友,一人肩一根这种自制的“武器”,从姜奶奶家出发,去村子南边的小河边。那里是个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有一条河,河上有座木桥,河的两岸有许多的树。一出村子,一片“知了”“知了”的鸣叫声,就把我们吸引住。我们来到树下,顺着蝉的鸣声,仰头向上搜寻。每发现一只,就悄悄的向树前慢慢靠近。估摸自己肩着的竹竿可以够到了,立即屏住呼吸,将举着的竹竿一点点往那只“知了”贴近。粘知了有个窍道,就是一定要动作快,二是要准,必须粘中它的翅膀,否则就会功亏一篑,将“知了”惊飞。才开始,我往往无功而返,白吃其他小朋友的战利品。后来在实战中掌握了技巧,竟还变成了高手。在粘“知了”的比赛中,还常连连得胜呢。二一个办法是用在夜里。天黑看不到,无法粘,怎么办?那些小朋友有的是办法。他们一是用手电筒照,不过在那个年代,手电筒是件奢侈品,农村不易多见。最好也是最省事的办法是在树的下边生一堆火,然后用竹竿打树枝。“知了”受了惊,就会纷纷起飞。它们有个特性,喜欢火光。于是大量的“知了”就像飞娥扑灯那样,齐齐扑向火堆。我们只要在火堆边守株待兔就是了。
这个办法最省事,收获也最丰,大家可以美美大餐一顿。不过,这个办法有一定的隐患,弄不好会攘成火灾。所以,为了安全,姜奶奶每次都要找几个细心的大人紧盯着我们。我们的母亲,担心着我,自然是也要跟着来的。
    抓青蛙。青蛙也叫田鸡,肉细且嫩,用油爆炒,非常鲜美,十分好吃。在那个时代,还没有青蛙是益虫要保护青蛙一说。相反,村子后面就是小河,河里又有着许多,它们哇哇的吵闹声,往往使人听着心烦,夜里睡不好觉。所以抓青蛙,吃青蛙没有谁会反对,反而那个年代还有人专门从事抓青蛙卖青蛙的营生。至于小孩子们抓青蛙,就更没有人去管这闲事了。我们这帮小家伙抓青蛙也有自己的办法:先自己动手制造兵器(梭标)。找一根竹竿,无需黏“知了”的竹竿那么长,有个1 米左右即可。然后找长钉子,将它磨尖磨锋利。最后把钉子固定在竹竿的一头,另一头则栓根绳子。兵器准备好之后,约好几个好朋友,瞅准大人们中午休息时,偷偷从家里跑出去。到了河边,顺着蛙声搜索目标,瞅准后用力将梭标向目标掷去。幸运的话,一镖即中。如果是距离比较远的话,拽着一头的绳子拉过来,猎物也就到手了。猎物放入带去的笼中,继续捕捉,待收获多了之后,一起带回家中。狗子从厨房里偷出一个小锅一把铁铲还有盐和油,我们几个就在江妈妈家后院的一个隐避处,用几块砖头将锅支起。先是处置那些战利品:第一步剥皮,用剪刀剪去青蛙的头,然后一手捉住青蛙的两条腿,另一只手从剪开的头部,扯住皮向下用力一拉,整个青蛙的皮就一直可以扯到根,就全部OK了。第二步,开膛破肚。这也很简单,用剪刀在青蛙的腹部剪出一道口子,用手一淘,五脏六腑就全出来了,再用水洗洗干净。吃青蛙一是煮,一是炒,我们都喜欢放点油盐炒着吃。又嫩又鲜,可香了。抓青蛙,吃青蛙,只有到了姜奶奶家才会有如此享受,而这是凡母亲要去姜奶奶家串门,我死皮赖脸也要闹着跟了去的重要原因。开始,我还只是门外汉,跟在后面吃现成,后来经过多次实战,也就慢慢成为老手了。
    偷蚕豆。每当端午前后,地里的蚕豆也就渐渐成熟了,这也是人们开始收获蚕豆和吃新鲜蚕豆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时节,母亲一般都会去姜奶奶家串门,我也一定会跟着去。姜奶奶家有一只自家的船,这就让我们有了用武之地。在狗子的带领下,我们几个小朋友就偷偷上了船,沿着小河向远处划去。沿河两岸都是地,不少的地里也都会种有蚕豆。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总要划过几里抵达另外的村子,在一块蚕豆地头才停下船来。靠住岸后,找颗树把船拴牢,然后瞅着没有人,除留下一个小朋友站在岸边望风外,其他的都一溜烟钻进地里开始了偷蚕豆的营生。待到偷得的蚕豆都塞满了身上的所有大小口袋,才回到船上。等所有的小朋友都回到了船上,立即解开拴船的绳子,划船离开这块田地。一般来说,被地主抓住的情况很少。即就是被发现,主家知道是一些小家伙的恶作剧,无非就是骂几声,吓虎吓虎,赶走了事。船离岸之后,就用力向回划,但绝不划到家。划过一段路,找个僻静的地方停下来,把船拴住,大家一起动手剥蚕豆,然后将船上的锅装上水,烧着火,把剥好的蚕豆放进去煮。蚕豆煮熟之后,就开吃。大家吃着,说着,笑着,玩着,有说不出的开心。待到个个都撑饱了肚子,也玩乏了,这才慢慢地把船划进村,各自回家。
   感谢母亲,也感谢我父亲的奶妈我们的姜奶奶,给了我这些童年的乐趣!
   母亲很善良,在我的这一生中,母亲只在两种情况下打过我。一是尿床。我小时贪玩,要玩到饿得不行了才回家找饭吃。白天疯玩,夜里就死睡,常常是在做梦中憋着要尿,梦见到“厕所”,解开裤子就尿,结果竟是稀里糊涂尿了一床。气得母亲不得不打我,但打归打,打过之后,就把干的地方挪给我睡,她自己则在我那尿湿了的地方捂,直到天明太阳出来再拿出去晒。这就是母亲!二是因为穿鞋。那时候的人,大都是穿布鞋。布鞋这玩意儿是越穿越松,越穿越舒服。然而新鞋一般做得都比较紧,开始穿,不仅穿上难,而且拼命穿上后夹得脚生疼,走起路来很难受。一个爱跑爱跳的小孩子,哪受得了啊。小的时候,鞋穿得又特别费,一双鞋穿不了几个月,脚指头就露在鞋外头了。母亲心疼我,总不断地给我做鞋。以前我小,母亲身体也还好,不管我愿不愿意,将我压在板凳上,硬给穿上,穿几天后也就好了。这次不同,我大了,能“反抗”了,加之母亲已经抱病在身,弄不动我,要把新做的布鞋叫我穿,我犟着就是不穿。一叫穿,我就向出跑,甚至躲在外面不回家。气得已经被病魔缠身的母亲含着泪,在抓住我的瞬间,用鞋底狠狠地在我的屁股上抽打。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母亲打我最重的一次。可我哪里知道,哪里懂得,母亲已经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了。就在这年,我刚刚过了十岁生日之后不久,终于失去了我那最亲爱的最慈祥也是最伟大的母亲![size=;11]
[size=;11]                                (这一部分,2017210日初稿完成
[size=;11]
[ 此帖被哒哒嘀嘀嘀在2017-02-10 10:55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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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02-13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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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7-02-15 10:34

重要纠正:本人文中“这是我父亲19世纪30年代的一张照片”笔下有误。“19世纪”应该是“20世纪”,特此纠正。
对此,老朽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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